余秋雨从史学家和文人的角度出发,试图去探究历史本源,挖掘文人人格、观察文化走向、透析社会现象。这部文学著作,充分展现了余秋雨深刻的文化感悟力,虽寄情于山水风物,却让读者从中发掘人生的真谛和不断对文化灵魂的探索。下面是文学网小编Lynn整理的唐代诗人相关内容资料。(更多唐代诗人内容请关注文学网)
【文化苦旅 鉴赏】
展读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最先进入我们的审美视境的，是余秋雨在心灵与自然的深度亲合过程中所提到的蒙落着精神光照的山光水色。余秋雨在阐述自己关于艺术创造见解的理论著作中，曾特别强调主体应该避免单向执持，强调主观与客体、心灵与自然的深层遇合和双向互渗,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物我交融通神同情的矛盾统一关系。他的这种不刊之论自然是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发挥，也是余秋雨自己的审美创造经验的总结。面对自然.余秋雨的审美心境是虔诚的、膜拜的、陶醉的，是毫无阻滞地发自内心的亲合与投入，正因为这样,他方能随物宛转,进人到与自然心照神交的审美发现状态。于是，他在《沙原隐泉》里发现了夕阳下绵绵沙山这一无与伦比的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于是，在《寂寞天柱山》里，山中的奇丽山石及各色林木一下子就将作者的“全部感觉收服了”，让他体味到了“比寂静更静的静”，感觉到了“一种不见风的凉爽”。
不过，面对自然美令人目不暇接的绮丽与斑斓，余秋雨似乎并没有陶醉得驻足不前(如果这样，他便与那些逍遥林泉模山范水的文人墨客没有两样了)，他在本质上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于是，他便常常将自己从对第一自然的感性沉醉中超拔出来，注目于那些窝存于第一自然之中的第二自然——或者说，人文自然、人文景观，——即那些蕴蓄着富厚的文化意义的“人化自然”，试图从文化角度观照和审视曾经行止于这些文化场景中的文化人的精神、人格及命运，并通过对他们身上的文化意义的发掘和寻绎，探讨诸如特定文化的性质、深层结构、未来选择及文化人格的重建与文化精神的重铸这样的重大间题.而按照文化学的理论，所谓人文景观，就是人化了的自然所显示出来的一种文化性，也指人类为了某种需要有意识地利用自然所创造的景象.人文景观既能反映一个民族心理的倾向和特点，又能反映它文明进化的程度，因而，人文景观是民族和时代内在精神的外化形式，构成这种景观的要素是物质的，但它展示的效果却是精神氛围性的。这样，从人文景观的角度考察特定时期文化的性质及文化人的心理结构、人格样态，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了。
《西湖梦》是余秋雨进入人文景观作文化之旅的散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它既写出了西湖外在的形”，又写出了西湖内在的“神”。它通过对西湖所承载的那些非常稠厚的象征性特象的阐释和文化内涵的开掘，标示出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地位。余秋雨从西湖的人文景观中发掘出来的文化理义是极深刻的、很耐人玩味的。他看到了中西宗教在本质上的区别，看到了中国宗教对文化人格的“委和”的消解作用:中国化的宗教“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没有象西方宗教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最后，“社会理性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截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都化作供人游观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语言是诗意的，而作者反思和描述中国文化人的文化人格及精神状态时的情思却是苦涩的、沉郁的。但余秋雨的眼光在巡视西湖时，还是发现了让他欣慰的亮点:毕竟还有不同于众多“游客”的鲁迅笔下的“过客”式的斗士，他们始终坚执着理性精神，清醒地抗拒着西湖的秀丽和暖风对人的“理性使命”的悄无声息的抽绎和消解。
这样，文化是物景的伸拓，人是文化的伸拓，于是，着落点便只有一个，那就是“人”。而余秋雨也其实是借物景写文化，借文化写人(主要是文化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那么，余秋雨为什么选择从自然及人化自然的角度来审视特定文化格局中的人呢?我想除了人与自然(尤其是人化自然)联系很密切及选择的是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这两个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为了滤尽意识形态的浑杂介质，为了摆脱“正统性”的“元叙述”对当下思虑的搅扰，为了抗拒本位文化的文化下渗和文化蒙蔽;其次.从自然及人化自然的角度进行观照，可以探测到中国文化及中国文人的许多具有恒定意义和普遍性的文化积淀和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如在《西湖梦》中，作者便从与西湖有关的文化人的行状上，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 “机智”和“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小天地自娱自耗”，“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孤山”，结果，“群体性的人格日趋醋淡。春去春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余秋雨在这里反思和批判的这种萎缩了的文化人格，不也在现时的文化人的人格结构中留存着吗?又如在《柳侯祠》中，作者发现在那排排石碑间，“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捏”:在封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场景里，“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栋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并意味深长地归结说：“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作者在这里发出的文化人应强化自己的文人意识、追问自己存在的意义的呼吁，怕不是为了惊起那位客死南荒的文豪和那些长眠地下的迁客逐臣。他恐怕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和文化人的当下焦虑和忧虞.才如此谆谆言之的。其实，如果你把《西湖梦》和《柳侯祠》组合起来，往深处追究，你便会产生更多的疑问和更大的文化发现.你会觉得本尼迪克特将文化划分为两种模式是不够缜密的，至少她不能够说明中国文化的特质.事实上。中国文化既不属于谦和克制的太阳神型，亦与狂猛放纵的酒神文化迥然有别，它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类型。似乎很难用一个比喻性的意象来象征它，更不能用本尼迪克特式的心理描述来阐释它，但它至少非常突出地秉有以下特征:长时期的抽象理性压抑和短暂的非理性释放;表层行为的无机有序状态和探层文化心理结构的绝对无序和严重残缺;文化进化和文化变迁的迟滞;文化复原和文化抗拒力量的超常强大;长期缺乏纯粹的理性信仰，等等。
从内容方面来看，这本《文化苦旅》除了借自然物景写人的游观散文，还有一些记人叙事的篇什(计有《信客》、《腊梅》、《家住龙华》、《三十年的重量》、《漂泊者们》、《牌坊》、《庙宇》、《贵池傩》等)和比较纯粹的分析文化走向的文章(如《上海人》、《笔墨祭》等)。在写人叙事的散文中，《家住龙华》是一篇在读者中影响比较大、也获过奖的佳作.这篇散文写得很平实.虽然叙述的是令人椎心泣血的大悲痛，但作者却能压抑住强烈的伤逝之情，平静地将深情的追怀与沉重的悲悼，写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使人们由他的掩抑的文化悲慨，引发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人命运的深长思索。《信客》、《庙宇》、《牌坊》、《三十年的重量》记写的多是作者早年记忆中的人和事。《牌坊》叙写的是他童年的记忆。这篇散文的“意思”是很深的，其中郁积着作者对中国女性命运长长的悲叹和深深的同情，温馨的.回忆中拌杂着苦涩，不断的追问中包含着对中国文化压抑生命的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8]
比较而言，余秋雨的这些记人叙事的散文虽然也很有特色，也很注重将事件和人的命运提升到文化的层面来考察，但从总体上来看，它们比作者的文化游观散文和文化走向分析的散文要稍稍逊色一些，只有后面两类散文，才能代表余秋雨散文审美创造的独特性。
《文化苦旅》中分析文化走向的散文虽然篇幅不多，但质量却是上乘的，在余秋雨散文创作的整体构成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些既不从“自然”也不从“人文景观”。而是从比较纯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载体人手进行文化分析的散文。《笔墨祭》是一篇立意奇苦、角度新异的华章。作者由宏大归于细徽，由精细归于朴拙，在中国文人共同的文化质点——笔和墨上，探究中国文化的本性及中国文人的文化性格、文化心理结构的承续、嬗变和重建。作者以自己敏感的诗心和睿智的哲思体悟到，在“白话”和“文言”这一精神文化物化载体的背后，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作者通过对中国文化这一特定现象的独到的分析和阐释，发现“一枝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还从鲁迅和周作人对 “毛笔”这一书写工具的不同态度上，发现了两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及“肯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这些很重大的问题，最后，在“酸楚的祭莫”中，敞亮了这样的文化识见:“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我们完全可以扩而大之，对中国文化本身作如是观。《上海人》是一篇视野开阔、内含厚重的力作。由于种种原因，分析上海人及上海文化的性格、结构、历史、现实、走向，竟成为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余秋雨却能举重若轻。他通过动态的描述、静态的分析、纵向的考察、横向的对比，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为“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定位，又通过对特定文化质点的搜集和考察，从细小的地方为自己的判断寻找由微见著切实可靠的依据。作者把诗情的抒发和理性的抽绎结合起来，其中既有热情的赞美和肯定，又有无情的批判和剖析，既有殷切的期许和祈向，又有谆谆的告诫和叮咛。其实，余秋雨在考察“上海人”的同时也考察着广义的 “中国人”，在分析“上海人”人格结构合理走向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表达了他对“中国人”人格结构台理发展的认识，在批判“上海人”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这两大生命基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对中国进行着理性的批判，而作者之对已臻达现代层面的上海文明的“孤独”状态叹惋不止，不正是他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在现代文明上极度匮乏的深哀和忧思吗?——“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了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这里所伸发出来的文化悲叹和醒世之意不是很耐人深思细味么?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上海和现代化的中国，对于我们建构健全的中华民族心理人格，不是很有启发意义么?
从散文创作的个性特征方面来看，余秋雨的散文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文化分析性特征而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现代著名画家克尔希奈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要通过有限的物质条件来揭示世界一切过程背后的伟大的秘密.这就是一种荡漾于世界整体的精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理。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理性意识和哲理追求.当然，余秋雨的理性思悟是以感性游观和对特定文化质点的考察为起点和终点的。理性之思生成于感性过程。这样，他的散文中的哲理，就是附丽于形象之上的诗化哲理。比如在《五城记》这样的写形图貌记游之作里，也有作者理性之光的照临。但作者的哲理伸发往往是水到渠成顺势而发的.如他在写到开封时.便由朋友的一句话，而有这样的理性归结:“倒也是。时间的力量只能靠着体力慢慢去爬，去体会，不能拿着一张照片轻松地去看。一轻松，全都变味。”最后，当他爬到开封古塔的最后一层.又从心里流出这样一行字:“是的，只有远远高于现实的建构.才有能力召唤后代。”至于《夜航船》里关于“夜航船文化”的颇有哲理意味的沉思.则肯定与作者于萧杀的晚秋在冷丽的千古吴江上的不知道去干什么的夜航船体验有关.倘若没有那个“枫落吴江冷”的夜晚，他便不会对中国那艘封闭而破旧的“夜航船”和中国文人有如下认识了:“船头的浪，泼不进来;船外的风.吹不进来;船行的路程，早已预定。谈知识，无关天下;谈历史，拒绝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谈笑争胜间消耗，把船槽托付给老大，士子们的天下只在船舱。”这些形象的语言所包蕴的理性内含是既深且广的，它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文人不仅具有历史的说明意义、现实的描述意义，也许毛有未来的预言意义也未可知。而最妙的，还是作者曲终奏雅时，关于夜航船的笃笃声究竟是航船还是木鱼的“都是?都不是?抑或两者本是同一件事?”的追问，这追问里所包含的哲理已很有禅宗的味道了.引人与作者一起“索解这个谜”。至于作者在《文化苦旅》中关于艺术创造、人生意义、社会历史、宇宙客体的探刻独到的理性判断就所在多有，难以尽述了。
语言的清丽典雅，结构的工巧精致，这些易于感受到的东西固然也属于文人品格的一个方面，但却是浅表性的一般的文人只要精雕细磨的惨淡经营着意追求，是不难达到这个境界的，但他们也往往止于这个境界。真正的具有文人品格的作品与一般的低品位作品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此，而在于深蕴于作品之中的那种精神性的东西。真正的文人作品总是蕴含着作者对于人生世相的贯通古今的洞观，超越各种浅薄的倾向阻碍和狭隘的政治偏见的沧桑感、悲悯心和人道主义情怀，筑基于对个体的人格与自由的守护之上的永不竭止的对于永恒真理的追问。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一种全新的文人品格，余秋雨才超越了对一己一事一物一景的欢愉、哀戚和沉浸，而关怀着表现着一种整体的情感，一种“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苏珊·朗格《艺术问题》); 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域限，而与过去的及别处世界中的人生世相紧紧地勾连在一起了。他的“夜航船”上既挂有鲁迅的灯盏，以此照亮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及文化人的历史相况和当前样态，并对之作了极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极清醒的理性批判;又挂着欧洲近代及现代文化航船.上的理性灯盏，以文化“启蒙和挺进”，作为使中国精神文化的航船摆脱漫漫长夜，进人新的河道的先导。这里映照出的是余秋雨很纯粹的文人的心灵世界:强烈的使命感，清醒的理性意识，对个体人格和自由的高度自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对人道主义的坚执，对世界文化成就的大度涵纳，而这一切全都生长于这样一个精神亮点，即作者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风雨天一阁》)。正因为这样，余秋雨才能既在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场景中仰观俯察怡然进入忘我之境，又能超拔出来，把一切纳人理性的文化分析和文化追问之中。于是，沈万山的命运就成了作者分析经济人格与官场人格处处抵牾的典型例证，并引发出对他商业心态之难于见容于朝野两端的愤愤然的感慨，对社会抑压和扼杀活跃生命和自由个体的极度愤怒(《江南小镇》);于是，他便有了“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泼泼的中国文化”的妙论(《白发苏州》);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