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那一排排半遮半掩的窗户,传出来的琅琅的读书声。春末夏初，在北方是最宜人的季节。这样的季节随便开窗关窗都无所谓，因此我习惯走进教室将窗户半遮半掩，自然我的学生们也就受其感染了。
语文是不大受学生重视的。炎热天，课堂里常常有学生爬在课桌上睡觉，于是我就捧着课本在那些睡觉的学生身旁高声朗读，催他(她)醒过来。我不会象其他教师那样提着睡觉学生的耳朵大声呵斥。
我不喜欢教授枯燥的论说文。学生们喜欢我讲小说、散文和感情色彩浓厚的回忆性的文章，如朱白清的《荷塘月色》、自居易的《瑟琶行》、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二十年过去了，和许多学生相逢时，他们都念念不忘我在课堂上讲这些文章时的动情。
几棵高大的柿树下有一排并不高大的房子。学校会议室和几位校长的办公室就在这排房中。秋蝉鸣叫时校长就打开房门，端着一个大茶缸儿朝柿树上挥挥手。校长是泾阳县人，姓白名德全。他资格很老，解放前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他头发是银白色的那种，硕大的头颅配着浓眉大眼，身材又高大，老师和学生都对他非常敬畏。秋天刚开学那阵儿天气还有些炎热，他仍将中山装的扣子扣得一个都不剩。
我刚分到这所学校时，只带—个班的课，另有一项工作，就是起草学校的各种文件。整整八年我只当过一学期的班主任，因之对教过的学生姓名记住得很少。那时讲桌上有学生的座位和姓名，那个学生上课走神时我就照着座位表喊著名字提问，果然都所答非所问，课堂上就响起一片笑声。那笑声令走神的学生脸红，这时候，我讲课就来了劲儿。
学校规定教师每周需听课两节，我听课最多的是柏生尧老师。他讲课时大部分时间操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讲到激情处来几句上方言俗语，令学生们哄堂大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时惟妙惟肖的神态，活象舞台上的演员。
课余，我最常去的地方是学校的阅览室。阅览室是专供教师用的。教学楼西头有一排平房，中间三间就是阅览室。迈上砖头砌的台阶，一位娇小、和蔼、白净的妇人就迎到门口。
“进来吧。”
她的语调永远都那么轻柔，微笑永远那样灿烂。她管理的阅览室每天都窗明几净，报刊杂志整齐排列摆放着。我就在那三间散发着清新、洋溢着微笑的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乳浆。
那位妇人是王副校长的爱人，在我离开那所校的.第八个年头她便告别了人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常常回忆到她。无论多晚，只要我未离开阅览室，她就静静地坐在门口等我。正午的阳光或者晚霞映在她的脸上，她的微笑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幻化成一朵美丽的花，那朵花有时会盛开在梦中，散发出淡淡的香。
晚饭后，我会和钟景峰去田野散步。我和他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毕业，和我一样内向而充满激情。我们同时在文学上起步，他攻诗歌，我写小说。那时距校园不足五百米处便是田野，我们—同背着手在田间小道上谈文学，论人生，对未来充满憧憬。月光，温柔地在田野里留下两个瘦削的身影。晚自习后，学校附近的学生是从田间小道回家的，在经过我们身旁时会情不自地禁地捂嘴偷笑。我们并不反感他们的笑，相反却充满了感激之情。许多年之后，当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田间小道上我们的背影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它视为这座小城迷人的景致。
“太古典了。”
一位很有文学天赋的学生这样慨叹，他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
执教的岁月也有迷惘的时候。迷恫是—杯洒，其中浸满了苦辣。记得有一次我在讲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时由于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学生的交头接耳。下课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倒在宿舍的床上眼里噙满泪水。我把自己关在房间不敢出门，连晚饭后的散步也以身体不适为由向挚友钟景峰推辞了。那晚我没有睡觉，把课文重新研读了几遍，等到理出了讲解的头绪，窗外已是一片灰亮。
那种迷惘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刻心铭骨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的名言在那八年中常令我汗颜和恐慌。我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我的良知也不允许自己愧对学生。于是我决定逃离。
我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背叛和逃离。
在一个秋天，我永远跨出了这座校园，来到那个小城人所羡慕的官场。
官场于我也不适应，但一旦跻身于其中，想逃离却也并非易事。
我只有认命了。
然而现在，我仍然怀念那执教的岁月。那是知识的海洋，也是心灵的炼狱。那些纯真的学生是我的一面镜子。在他们面前，我只有永远正确，永远是真理的化身。
可是我很难做到。
那么，我只有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