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时酷爱学语文，工作后喜欢教语文，以至于常常想起我的语文老师们，想起那些早已定格在老照片里的故事。今天，当我坐在九月的窗口，轻轻拂去岁月飘落的尘埃，发现那些故事依然鲜活，鲜活的可以使老师们随时从记忆深处跃然而出，如同儿时看过的黑白电影，生动，温暖。
杨老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他是校长，也是学校里唯一的公派教师，听大人们说，杨老师是从县城南边很远的地方调到我们那个山村小学。他留给我们最初的印象是：很胖，却非常和善，笑起来两颗金色的门牙闪闪发亮。
杨老师的耐心极好。他教了我三年语文课，他教得很原始，很基本，很纯粹，读文，写字，背诵，几乎没有什么分析讲解。每当悬挂在教室门前那口生了锈的大钟敲响时，老师便夹着书走上讲台，习惯性地环视教室里仅有的6名学生，就开始领我们读课文。然后在那面木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写课文的写作背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词语解释，并要求我们也细心地抄写。抄写后的背诵是必不可少的，杨老师蹲在教室门前的土台上，我们排成一队站在他面前大声地朗读：读课文，读抄在笔记上的所有东西并逐一背诵，老师挨个检查，倘若谁背不下去，就重新排在队伍的最后继续朗读。每逢这时候，杨老师总会笑眯眯地望着我们，不急不躁。倘若天热，他会习惯性地掀起洁白的汗衫，露出白胖的肚皮，用双手拍得啪啪响。尽管杨老师肥胖的肚皮曾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但它并没影响到大家对课文与生字词的熟练记忆。在那个本子与铅笔格外珍贵的年代，老师教我们写字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他在教室门前分别为我们划出一片“阵地”，指导我们用木棍在地上的方格里书写生字。为了让我们牢固地掌握字词，老师不厌其烦的听写、检测。他也用木棍为我们打上“√”或者“×”，那些用木棍写下的一个个大大的“100”分，曾非常醒目的印在教室门前的土地上。
杨老师总是小心的呵护着我们。山里的冬天干冷干冷的，偌大的教室只有一个木碳火盆，置身其中手都是僵硬的。于是，漫长的冬天老师的办公室就成为我们的课堂。每天清晨我们到校时，老师办公室的火炉早已生旺。因为这热烘烘的炉火那些年的冬天变得格外温暖。夏天，我们经常偷偷爬上操场边的杏树，衣兜里装满杏子后溜回教室，课堂上趁着老师不注意摸一个酸杏放进嘴里，然后低着头用书挡着。有时老师会忽然出现在面前，注视着吃杏子的人慌里慌张咽下口水，原来，老师早已发现了我们的劣迹，只是他总是宽容的笑着。
杨老师像孩子一样充满童心。课间，他亲自带我们去小河里抬，和我们一起抓蝌蚪，经常陪我们跳绳、“打宝”、踢毽子。记忆中杨老师的毽子踢得特别好，他虽然胖，但脚法却有条不紊，踢、勾、挑、顶、转身跺，样样不差，那些在空中翻飞的毽子曾惊艳了我们的目光，我们怀着崇敬与欢快的心情，跟杨老师学语文，玩游戏。最令我们高兴的是那个时代——70年代初期，老师竟然给我们买了篮球，经常留出时间和我们一起打篮球。
杨老师的生活很艰苦。山里偏僻，交通又不方便，除了夏秋两个忙假老师一学期几乎不回家，平时都是自己做饭。记忆中老师的锅里只有小米稀饭，不知道他除了喝稀饭再吃什么。老师吃的菜差不多都是我们从家里带去的，山里人穷，但憨厚，对于老师格外的敬重，完全是因为杨老师给予我们的爱慷慨而无私。杨老师对待三好学生奖励很特别，一支铅笔一个本子一张漂亮的年画。期末放假那天，老师给全校的三好学生戴上皱纹纸做的大红花，亲自敲着锣一个男生打着鼓，大家排着路队从沟底的学校爬上山，挨个把三好学生们送回家，每逢这个时候就是学生和家长们最自豪的时刻。
时常想：如果放在现在杨老师肯定是不合格的，可是回忆起来我的小学生活却很快乐。小学时光里，我养成了认真书写和自觉背诵的习惯，不但背会了课本里所有的课文，而且喜欢上了阅读，喜欢一遍一遍地翻阅家里仅有的课外读物——父亲订阅的《红旗》杂志和《参考消息》报。多年后，当家中书柜里、教室图书角摆满了书，鼓励或者硬性要求孩子们阅读的时候，总是禁不住怀念我的杨老师。
史老师是我初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他是拖家带口下放到我们那儿的老牌大学生。他身材矮小，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镜，低头时常常令我们担心眼镜会忽然顺着鼻梁掉下去。他的普通话好听极了，每一句话都那么富有感染力。
史老师的课扎实有趣，连平时最顽皮的孩子都喜欢他的语文课。因为小学老师没教我们拼音，史老师便从开学第一节课就对我们进行拼音四声练习。他抑扬顿挫、尖而细的声音总是令全班捧腹，我们一边偷偷地笑，一边用食指竖空比划着，如史老师一样颔首、摇头、亮开嗓门读ā-á-ǎ-à老师对于生字生词的教学几乎沿用小学老师的教法，每一个字词都会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方的田字格里，然后带我们读指导我们写。对于词语很少单独提出来解释，总是引导我们结合上下文去理解，有的词语老师会用肢体语言教我们感悟，犹记理解“手搭凉棚”一词时，同学们爬上课桌、站在凳子上做手搭凉棚状翘首远眺的情景。在缺少工具书的初中时代，我们很轻松的理解了一个又一个生字新词。史老师教我们运用词语的方法比较特别，每次总是挑出课文中学过的一组词语，让我们用上其中的几个或者全部写一句或一段话，起初大家只是为造句而写话，慢慢的一段话变成了一篇有头有尾的短文。因为没有字数、文体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的想象并随笔成文，所以片段练习充满了创造性。
史老师的作文课也让我们充满了期待。作文指导课上，除了指导我们审题立意布局谋篇选材外，史老师都会为我们口述自己写的下水文，他常常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让你随着他的语言或忍俊不禁，或怦然心动，或潸然泪下，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上了写作文。老师对于作文的批改也很独特，每次批阅总有一组同学的作文评语写着“面批”，大家都特别羡慕作文本上写着“面批”的同学，能够有机会去老师办公室当面接受老师的指导。史老师经常告诫我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那个年代，山里的孩子课外读物非常匮乏，史老师将自己的藏书借给我们阅读，还自费为我们订了一份《少年文史报》、一份《儿童文学》，报刊就挂在讲台一角的“学习园地”里。但凡有好的文章史老师都会朗读给我们听。仍然记得那一个个温暖的午后，阳光软软的透过窗前的玻璃在书本的缝隙间跳动，年少的我们端坐着听老师朗读那些他甄选出来的文章。在老师抑扬顿挫的诵读中，山里的孩子对语文有了一种特殊的兴趣，课间，我们总是争着抢着读那些挂在墙角的已经揉皱了的文史报。
记忆中，史老师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初三上学期当了校长的史老师不再教我们语文课，但他依旧关心我们的学习与生活。那一年，我们是第一届初中毕业可以报考师范的学生，我们全校26名初三毕业生，其中6名考上了庆阳师范。史老师知道我的师范预选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名、语文差两分就获得满分的时候，翻山越岭步行十里山路家访，动员我上县城一中，最终，我却选择了上师范。多年后留在记忆深处的`，一直是史老师消失在我家那条崎岖山路上的瘦小、失落的身影……
金老师是我初中的第二位语文老师。据说，他曾经在剧团工作过，他的到来让我们这些从来没走出过大山的孩子们，知道了有一种乐器叫手风琴。因为那时没有开设音乐课，金老师的语文课常常伴着琴声，手风琴的开合间有一种感觉像叮咚的泉水在心里流淌，琴声回荡在教室，我们的心也仿佛流向远方，那时觉得语文就是音乐，追随着金老师的琴声，我们格外喜欢他的语文课。
金老师的语文课融绘画和语文为一体，语文课上他常常在黑板上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漂亮的粉笔画，它们或是课文的主要内容，或是文章的主线。受老师影响我的课本也经过了二次创造成了一本手绘连环画，每篇课文都有圈点勾画，有阅读后的批注；有针对课文提出的问题；有为课文配的简笔画，有的是当堂画的，有的是课后重读课文所画。
金老师的语文课堂总是书声琅琅。最难忘的大概是金老师教我们学习古文，他说：“熟读深思子自明；厚积方能薄发。”金老师鼓励我们对每篇课文做到熟读成诵，印象最深的就是金老师亲自检查我们对所有古文的背诵情景。至于课文的学习，他让我们对照文后的注释自己先试着理解，将不懂的字词划出来。那个年代语文就是语文，老师给我们教字，教词，教句，教篇章，教我们在读中去感悟。至今犹记金老师诵读古文时陶醉的神情，“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读到动情处神色飞扬，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也许是受到他的感染，我们喜欢上了晦涩难懂的古文，一篇篇背得滚瓜烂熟。那一年我的语文学得很轻松，尤其是学完《出师表》后我开始喜欢用文言文写作。记得初三毕业应同学们的要求，我写在毕业留言册上的竟是长篇的文言文，那时由衷的感谢金老师教我学会了融会贯通。
初三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枯燥，但金老师总是抽空给我们拉琴教歌，伴着琴声初中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毕业前夕金老师教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是《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琴声里寄托着老师对我们殷切的期望，歌声里有我们对老师深深的不舍。
二十年，转瞬即逝。步老师的后尘我也当了22年的语文老师，曾非常努力的像我的语文老师一样，简简单单、实实在在的教语文。教学生阅读、积累、写富有真情实感的作文。如今，当我捧回一个又一个荣誉证书，成为甘肃省特级教师的时候，常常想起我的语文老师们，怀念小学操场上那个闹了又静了的篮球场；怀念初中黑板上老师留下的清新跳跃的文字；怀念回荡在山村校园里悠扬的琴声。从心底里感念我的语文老师，是他们那种简单、朴实、甚至原始的教学方法为我打下了扎实的语文基础；感谢他们教我懂得:一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最重要的是要拥有一颗热爱学生的心。